批判的错误与错误的批判之文化的继承与借鉴

批判的错误与错误的批判之文化的继承与借鉴

【全文】

一、批判的误区

在中国，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，让人一度震撼恐惧的“大批判”，也早已销声匿迹。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，却以各种形式存在下来。“大批判”是恣意的，而不是理性的；是谩骂，而不是说理；是人身攻击，而不是分析问题。它完全扭曲的批判的本质，沦为政治诬陷的手段，与真正的“批判精神”风马牛不相及。对“大批判”的厌恶，难免引起对批判模式本身的逆反心理。然而，因噎废食不可。古希腊文中，“批判”一词的原意仅是“区分”，是一个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中型概念。由此可知，真正的“批判”意味着客观冷静地分析，而价值评判并非其本身所必备的要件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所有的批判过程都一定包含价值判断。因为批判所需要的是客观与冷静，而超前进行的价值评判，则可能带来陈见与偏见。或难免不凭主观臆测，去作合逻辑与不合逻辑的演绎；对本身既非“好”亦非“坏”的事实，进行人为的“褒”与“贬”。西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，往往为“错误的前提加严密的推理”，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太多太多，不能不深刻反省和认真记取。当然，由于批判的主体是人，因而难免使批判带上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偏见。但主体应意识到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，尽可能的冷静以至冷峻。科学（尽管是人文社会科学）本身的性质，决定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“间离”。此种效果益于认识对象——文化的表示，更益于把握外文化的本质。

批判既是一种“区分”，那么，在文化问题上，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是：文化能否区分，如何区分？有一种观点认为：文化本是一整体，尽管具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，但往往互为因果，实际上不可能人为的分离；另一种观点认为，“精华——糟粕”论作为价值观，具有相对性，时间与空间都可能使二者发生逆转；也有一种观点认为：文化本身的内涵是中性的，无所谓“积极”或“消极”，不能简单地分为“精华”和“糟粕”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：到目前为止，对“糟粕”的批判太多，而对“精华”的吸收太少，也就是对文化（传统的和外来的）否定多于肯定，缺乏建设性的态度。以上各种观点，从不同的方面对批判的对象——文化，进行了新的审视。在这一研究建构下，我们更有理由，首先对批判本身加以重新审视。

不仅仅是中国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，都面临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，也就是说“继承”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连续性特点所决定。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就势必为文化群体的后人所接受，但又不可能被全盘接受。换言之，“继承”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继承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如何继承的问题。对继承的对象——文化加以分析，就是一个批判的过程。同时，对一种文化的“继承”过程中，又难以避免对它种文化的“借鉴”，所谓“有比较才有鉴别”。这也是一个批判的过程。然而，是作“反面教材”也好，或是作“参照系”也罢，都必须认清“借鉴”的对象，特别是要把握其本质。换句话说，“借鉴的是什么”要比“应该借鉴什么”的问题复杂的多。我们常常被后者所困扰，其实正是因为对前者的困惑所至。有害的是，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借鉴的对象，但事实上，对其轮廓还没有一个最起码的认识，这样当然无从“借鉴”。更加有害的是，当我们对自身还缺乏了解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还不知道我们的真正需要所在，如何谈得上“借鉴”？这绝非某种虚无主义，而是任何民族都应有的自知之明！

二、批判的理念

近代批判学说产生与康德的知识批判论。

康德的批判哲学曾经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精神运动：“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的内容，倒不如说是通过他在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，那种在当前已渗入了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”， 并开创了一个所谓的“批判的时代”：“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。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。……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、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。” 康德试图解决理性与经验的矛盾，却将主客体全然对立起来，致使其批判一开始便遇到一个难题：批判“认知”的目的，是为了确立检验知识是否为真的普遍标准：而批判本身又必须是真知，否则批判不为真。然而假使批判本身就必须是真知，则批判的基础何在？ 黑格尔认为认知循环的问题，是所有主客对立观念不可避免的困境，而批判则是这种对立的表现。批判哲学的问题在于不够深入，因为批判必须是无条件的，且依赖先于批判而存在的事物，这些事物既是批判的对象，又是批判赖以产生的基础。所以应以“反思”代替“批判”，通过否定之否定接近绝对真理。黑格尔将此批判推进了一步，同时又将其相对化。黑格尔的这些思想为马克思所继承，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劳动。哈伯玛斯认为，马克思对批判的最大贡献，在于他看出了生产方式中的异化现象。哈伯玛斯本人主张，批判是一种辩证的综合，社会科学只有引入批判，才算得上真正的社会科学。批判是要将实证与解释之优点结合起来，同时又超越两者的对立，最终达到自我“反思”。 波普的批判理性则触动了一切批判学说的核心问题。他认为，只有可检验的陈述才能视为科学，而形上既不能被证实亦不能被证伪，因此不是科学。批判依然是波普哲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，同时又是最基本的方法。在他那里，批判意味着将认识置于理性之辩难中，对所有的，特别是对匆忙的结论提出质疑。只有这样，认知的其他过程：检验和校正才能得以进行。

在文化的研究上，解释论者主张用“理解”来代替“批判”。加达默尔认为传统必须借助理解，才能得以延续。离开理解人类无法沟通，亦无法认同一种文化。反之，沟通必须在同一文化氛围中进行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，因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，十分不易。因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由一种独特的理性所至，而一种理性难以用另一种理性来解释。因此，两种不同的文化无法放置于同一层面上加以对比。而西方的文化人类学者，往往以自身文化的价值尺度去考量它种文化，以偏概全。

对文化沙文主义的批判，并未使问题得到解决。加达默尔认为，只有认清自己的文化，才有可能了解别的文化，或者只有理解文化在自身传统中的意义，才能认识文化在它种传统中的意义。这样，两种文化之间实际上进行了沟通。理解也是一种创造：即形成了各种文化的对话，也丰富了一种文化自身的内容。

“批判”的概念经过不断演变，其准确内涵难以把握，但至少常有“狭义”与“广义”之分。狭义的批判仅指对研究对象赋予消极的价值判断，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，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批判；广义的批判不仅指对研究对象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评估，同时还指对其所作的“中性”界定，如章伯对“工具理性”的批判，以及波普对“归纳推理”的批判。今天，“批判”往往在“广义”上使用。因此，理解实际上也是一种批判，至少是批判所不可或缺的基础。

三、批判的对象

宏观地看，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化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；微观地看，两种文化内部又各自呈现多样性，因此，把握其内在的规定行事认识文化异同的关键。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代表，但中国文化不完全等同于东方文化，尚有印度文化和日本文化与之媲美。西方文化产生于欧洲，而传统的欧洲文化，除去自身的多样性外，还有现代的美国文化与之并列，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。

东西方文化同是人类历史的产物，谈不上孰优孰劣，正所谓“江山相形，不相让”。不过，在文明进程中，各种文化可能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。无论是所谓的“母性文化”，还是所谓的“父性文化”都并非封闭的，所以难免发生交流、交融甚至一定程度的同化。当然其方式并不一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认同的方式。在战争史上，野蛮战胜文明屡见不鲜，而在文化史上，野蛮战胜文明绝对无有。至于文明是否就等同于现代化，而现代化又等不等于西化，也即是说，是否以欧美模式为唯一标准，这一点已经在或迟早会达成人类的共识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包容性极强，和域外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。如果说佛教文化是经过一番争斗，最后才以大乘佛学的形式被接纳的话，基督教文化除了马可波罗，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一批文化使者的历史作用外，更是在近代枪炮声中进来的。无论如何，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化了，进行了自愿的或被迫的交流。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，已经具有某些西化成分。即使马克思主义，任何人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西方文化。廓清今天的中国和西方文化，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。

关于文化一词本身，因观察角度不同，可赋予其各种特殊的定义。就其内涵而言，从表层看，可分为狭义的文化：政治文化；和广义文化：科教文商。从深层看，宗教与哲学已构成了文化的精髓部分。而一种文化的基本形态则是国家生活。这样，关于文化问题争论的焦点，就投射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，即主体意识形成，及其与国家建构的关系问题上了。究竟人是行为的目的，还是权力的工具？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孰高孰低？能否调和？个人在这一思想架构中，怎样认识自我？个人与他人，群体中的每一分子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？国家制度怎样运作？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，似乎形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分野。然而问题并未就此为止。极端的自私自利与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，两种现象在中西文化中，都绝非稀有。在西方，人不论是希腊哲学意义上的“政治动物”，还是耶稣基督意义上的“宗教动物”都是“社会动物”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，在其关于上帝与人的学说中，都十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，以及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。并认为，人对神虔诚与否，必须经受同类服务的检验。从宗教意义上说，所谓“原罪”只有通过对他人行善，才能最终被赦免和救赎。不论欧洲的基督教文化还是古希腊文化，都将个体定位在“你我”式的人际关系中，也即是启蒙时代康德的“绝对命令式”：个人能享有的仅是一种有规范的自由——理性的自由。换句话说，个人有自由，同时也有义务，在上帝面前对其错误言行负责。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导致个人主义观念的产生，虽有一定的必然性，但并非西方改革者与启蒙者的初衷，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，则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之否定。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潮，也同样经历了理性——非理性——情感理性，这样一个正反合的过程。今天的西方文化，尊重个人的价值与权利，同时并不否认“公益”原则上高于个人利益，但不像东方强调个人、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，以取得协调，而是将个体与社会摆在一种“紧张关系”中，以达到平衡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东西方文化有某种殊途同归的味道。西方的理性主义观发展到现在已出现了多种形式：科学理性、技术理性、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等等。

过去，将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等而视之，归咎于西方，加以口诛笔伐式的批判，并未树立起真正的集体主义。现在，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是：开放，是否意味着引进西方的“效率”，把西方的“理性”拒之门外，换言之，“理性主义”将成为批判的新对象，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也将是批判的又一契机。

作者：　李道刚

【注释】

1 海涅：《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，

第113页。

2 康德：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莱克拉姆出版社1975年版，第9页。

3 希尔施贝格：《哲学简史》，弗莱堡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41—149页。

4 哈伯玛斯：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》，法兰克福出版社1968年版，第146—168页。

5 里伯尔：《古今政治理论》，德国政治教育中心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001—1006页。

6 同上。